近日，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涉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中，一起撤销监护权后又申请恢复监护权的案例，有效诠释了相关法律规定如何在实践中落地。

　　监护权撤销后，符合条件可恢复

　　这起监护权撤销与恢复交织的系列诉讼，源于一场离婚纠纷中的监护权之争。

　　付某和宋某育有一子小鸿（化名），2019年11月，小鸿5岁时，付某和宋某经法院判决离婚，同时判决小鸿由生父宋某抚养。

　　离婚前，宋某曾在二人分居期间有藏匿孩子的行为，且藏匿时间长达1年多。离婚后，付某拒绝将孩子交给宋某，宋某曾有到学校抢夺孩子的行为，因担心宋某再将孩子抢走，付某也将孩子带走藏匿，一直未送小鸿到学校读书，使得本应就读小学的小鸿，长达3年的时间未接受正常义务教育。

　　离婚判决生效后，宋某曾向门头沟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要求付某将小鸿交由自己抚养。但付某拒绝履行生效判决，且故意毁坏法院法律文书，被处以罚款处罚，并被限制高消费、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宋某认为付某的行为严重损害小鸿的身心健康及合法权益，遂向门头沟区法院提起诉讼，申请撤销付某的监护人资格。
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相关规定，监护人若有三种情形时，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，应撤销其监护人资格：一是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；二是怠于履行监护职责，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，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；三是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。

　　门头沟区法院审理认为，根据法律规定，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、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，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，其父母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。如果儿童因身体状况需要休学的，其父母应当提出申请，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。本案中，小鸿是适龄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，其父母应当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。法院认为，小鸿没有在登记学籍的学校上学，没有受到应有的义务教育，导致相关部门对小鸿近况未知，付某的行为损害了小鸿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，遂判决撤销付某的监护人资格，指定宋某为监护人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监护人资格被撤销并不意味着与孩子的关系彻底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，被监护人的父母或者子女被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，除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外，确有悔改表现的，经其申请，人民法院可以在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，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。

　　“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设立，旨在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及其合法权益。监护人资格被撤销后，并非永久丧失监护权。若符合法定条件，可依法申请恢复监护资格。”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行政审判庭（综合审判庭）副庭长马冬梅说。

　　监护权恢复需“确有悔改表现”

　　本案判决后，付某曾两次向门头沟区法院申请恢复自己对小鸿的监护人资格。那么，被撤销监护权的父母如何重获监护资格？

　　根据法律规定，监护权恢复的适用对象仅限于被监护人的父母或者子女，且申请法院恢复其监护人资格一般需满足两个条件，即确有悔改表现且被监护人愿意恢复，未曾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。

　　作为本案的承办法官，马冬梅告诉记者，“确有悔改表现”是恢复监护权的重要判断标准。本案中，付某的第一次申请就因不符“确有悔改表现”而被驳回。据了解，付某第一次申请时，因为仍然没有将小鸿送至学校上学，且拒绝学校与小鸿接触，法院认为撤销监护资格的事由未消除，不具备恢复监护人资格的条件。

　　实践中，“悔改情况”等属于主观意识，如何判断和科学衡量？马冬梅介绍，“确有悔改表现”不仅要求具有悔改的意愿，而且必须有悔改的行为。当事人在申请恢复监护人资格时应当提交其对行为危害性的认识、悔改的决心、行为以及后续表现情况等证据材料，一般还需要提供其他亲属、村居委会、工作单位、被监护人所在社区、学校的证明等，法院也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进行走访。

　　马冬梅解释，结合本案，付某第二次申请恢复监护权时，表示已经送小鸿去学校就读，审理此案时，需审查撤销监护权的情形是否已经得到改正，重点要审查付某是否已经将小鸿送至学校接受义务教育。为核实该情况，除了审查付某自行提交的证据外，法官还与学校、班主任联系沟通，多方面了解小鸿接受义务教育的情况，同时，听取宋某及有关部门和社区的意见，在1个月的审限期内持续跟进了解小鸿上学的情况。

　　最终，法院认为，小鸿已经前往学校上学，撤销付某监护人资格的事由已经消除，对于付某申请恢复其监护人资格的请求予以支持。

　　“在态度方面，付某表示已经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不当之处，以及对孩子身心健康造成的影响，表示会积极配合各部门工作，保证孩子的受教育权；行为方面，付某已经将小鸿送至学校接受义务教育。综合付某以上表现，认为付某确有悔改表现，因此判决恢复其监护人资格。”马冬梅说。

　　超期申请不等于失去恢复资格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监护人申请恢复监护人资格有时效限制。2014年12月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民政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规定，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侵害人，自监护人资格被撤销之日起三个月至一年内，可以书面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监护人资格，并应当提交相关证据。

　　马冬梅介绍，上述意见对申请期限进行规定，目的在于尽可能地促进当事人悔改，使未成年人回归家庭。

　　“规定3个月以后才可以申请恢复监护人资格，目的是给当事人一个合理的悔过和恢复监护能力的期限。规定申请恢复资格应当在1年内，是为了避免未成年人的监护权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，以便让新的监护人能够更好、更踏实地履行职责，也可以让民政部门1年以后放心地送养。”马冬梅说。

　　马冬梅进一步解释，当民政部门担任未成年人监护人时，儿童福利机构通常采用机构抚养、家庭寄养和送养的方式抚养未成年人，因机构抚养很难营造出类似家庭的生活环境，家庭寄养稳定性较差，送养则可以提供较为稳定的家庭生活和学习环境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。因此，对于民政部门担任未成年人监护人的情况，民政部门一般会优先选择送养，通过考察、筛选合适家庭，让未成年人在新的家庭中生活。若不设定1年的申请期限，则意味着在未成年人18岁之前，被撤销资格的当事人随时可以申请恢复监护人资格，这将使未成年人的监护权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，不利于未成年人得到稳定妥善照管。

　　记者注意到，付某第一次申请恢复监护资格被驳回后，第二次向门头沟区法院申请恢复监护资格时，距被撤销监护资格已经有1年半时间。若超过1年期限之后再申请恢复监护资格，是否意味着失去了申请恢复监护权的资格？

　　对此，马冬梅介绍，对于《意见》申请期限的适用，应结合具体案件情况，严格掌握。超过1年之后申请恢复监护权，并不意味着就失去了申请的权利。若未成年人被送养后，申请人才申请恢复其监护权，只是有可能得不到法院的支持。

　　马冬梅告诉记者，就本案而言，付某被撤销监护权后，法院指定小鸿的父亲为监护人，但实际上小鸿并没有被送到其父亲处抚养，而是仍然与付某居住生活，还是由付某抚养监护，付某除了没有将孩子送去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外，并不存在其他损害孩子身心健康的行为，在生活上能够很好地照顾孩子，并且自己也在教授孩子学习知识。

　　“考虑到孩子一直与付某居住生活，如果以付某超期申请其监护权为由不予支持，将会造成事实上孩子长期由付某抚养监护，但是付某在法律上却没有监护权的状态，不利于孩子得到稳定妥善的照管。”马冬梅说。（本社记者潘巧）

来源：民主与法制时报